2021年09月30日16:12 来源：学习时报
采访对象：艾平，生于1953年8月，北京清华附中学生。1969年1月与习近平坐同一趟知青专列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。1973年9月上大学，1977年6月入党，1977年10月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，历任副处长、处长、非洲局局长、一局局长、副部长。2013年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。
采 访 组：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等
采访日期：2016年12月9日
采访地点：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
采访组：艾平同志，您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是坐同一趟知青专列到延川县插队的知青，你们都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变迁和农村生活磨练，请您说说到延川插队的情况。
艾平：我确实也是1969年1月13日离开北京，同习近平坐一趟知青专列去陕西插队的。我们都在延川县，他插队地点是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，我插队地点是延川县关庄公社二八甲大队八甲生产队。
我跟习近平同岁。他的父亲习仲勋六十年代初就受到康生等人的迫害，被下放到洛阳接受审查，“文革”中遭到批斗。这也使亲属子女受到牵连，家庭四分五裂。
我的家庭状况也是这样。我父亲艾知生“文革”前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，当时北大、清华都被认为是执行“资产阶级教育路线”的代表，清华的所有校党委成员都被打成“黑帮”。我父亲成了“文革”初期第一批被打倒的人，被扣上“走资派”的帽子。
那个年代，我们都被认为是“黑帮子弟”，被骂成“狗崽子”，后来称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算是换了个比较婉转的叫法。
毛主席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“最高指示”后，我们这批中学生一起坐知青专列到陕北去插队。当时，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，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，大学不招生，工厂不招工，让学生到农村“插队落户”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我们这批知青是从北京站上的知青专列走的。有人回忆说，站台上送行的家长和车厢里的知青哭成一片。后来，习近平回顾那天的情景时说，当时大家都在哭，他反而笑了。我对此很理解，因为我感同身受——那个时候家里的状况无以复加，离开北京精神压力反而小了。
采访组：到延川一路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你们经过几天到达的陕北？
艾平：我记得路上走了五天，应该是1月17日到的村里。
当时火车速度很慢，经过一天多时间才到铜川，我们在铜川住了一夜。这样，两天时间就过去了。第三天，我们又坐军用卡车，从铜川奔向延安。一共240多公里的路程，现在有高速公路，可能两个多小时就到了，但当时全都是砂石路，车开得很慢，差不多走了一整天时间。到了延安，我们这批知青又住了一夜。第四天，我们继续坐上卡车，先到冯家坪公社，吃了中午饭，之后步行翻了一座山，到达关庄公社，又住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——也就是离开北京的第五天才到了八甲村。
我插队的关庄公社后来出过一个很有名气的知青作家，叫史铁生。他写过一部小说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，实际上关庄公社所在的那条川叫清平川，他插队的那个村叫关家庄，他就把清平川改成了一个村的名字——清平湾，以此为背景描述了他在村里生活的情况。
从北京到陕北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关庄之前翻过的那座山。当时我只有15岁，身高不到一米六，见到那座山，真是觉得耸入云霄。等爬到山顶，我一看，目力所及是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原——被沟壑切割得七零八落的荒山秃岭，一直绵延到天边。当时，回想起几天来路途上的奔波，我觉得自己已经离北京非常遥远了，简直是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，心情非常复杂。
采访组：现在，15岁的孩子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，不必为衣食住行担忧。您去陕北插队时也是15岁，请您讲一讲，农村的艰苦生活对15岁的少年意味着什么？
艾平：我中学上的是清华附中，我们学校那一批有200多学生被分配到延川县。一个星期之后又有一批，所以清华附中共有300多人被分配到延川县。延川县的北京知青约有1300多人，被分派在永坪、冯家坪、关庄、禹居等六个公社，又分别安置在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的生产大队。分派在延川的北京知青，都来自海淀区，除了清华附中，还有清河中学、五十七中、二十中、十九中、八一学校等等，这些学校也多有朋友、同学甚至兄弟姐妹在一个村里插队的情况，这样可以互相照应。
习近平当时就没那么幸运，他小学、中学都在八一学校，但“文革”中“四人帮”把八一学校解散了，学生大多数分配到其他学校。所以习近平插队的时候，就没有那么多同学、朋友可以互相照应。他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本来就不认识，需要在插队生活中重新认识、重新相处、互相熟悉，再加上面对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，这些对于他这样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，确实很有挑战性。
我和习近平都属于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初中六八届的，小学又少上了一年，所以比其他同届的孩子还要小一岁，都是15岁插队，与那些十八九岁、二十多岁的知青比起来，要单薄瘦小得多，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，开�
